中国研发经费超2.4万亿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连续9年上升

　　作者/金叶子

　　一系列成果显示，中国的科技创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从“天眼”探空、神舟飞天、墨子“传信”，再到高铁奔驰、北斗组网、大飞机首飞……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从基础研究、科技工程再到前沿技术都取得瞩目成就，“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也从梦想变为现实。

　　今年9月公布的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超2.4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249.5亿元，增长10.2%;R&D经费投入强度为2.40%，比上年提高0.16个百分点。

　　10月16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功，并与此前已对接的天舟二号、天舟三号货运飞船一起构成四舱(船)组合体的画面。新华社图　　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连续9年上升

　　作为评价各经济体创新能力的一个指标，全球创新指数是衡量各国创新的风向标，并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经济决策的参考。

　　2021年9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了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GII)。中国排名从2020年的14位升至全球第12位，并且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自2013年起，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连续9年稳步上升。

　　从中国2019~2021三年GII报告排名数据可以看出，2021年，中国创新产出优于创新投入。今年中国创新投入排名第25位，高于2020年和2019年;在创新产出方面，中国排名第7。

　　WIPO总干事邓鸿森谈及今年的GII时表示：“今年的全球创新指数向我们表明，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对生活和生计造成了巨大影响，但许多部门都展现出惊人的韧性——特别是那些注重数字化、技术和创新的部门。”

　　中国迅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也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前不久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8.6%，保持9.7%的高位增长速度，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超6%

　　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好比科技创新的“深蹲助跑”，决定了科技创新能跳多远。“十四五”时期，科技创新被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根据“十四五”规划，我国将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提高到8%以上。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张启龙解读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时表示，2020年我国R&D经费投入总量达到24393.1亿元，比上年增加2249.5亿元，增长10.2%，延续了“十三五”以来两位数以上增长态势。R&D经费投入强度(与GDP之比)达到2.40%，比上年提高0.16个百分点，提升幅度创近11年来新高。

　　分活动类型看，全国基础研究经费14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8%;应用研究经费2757.2亿元，增长10.4%;试验发展经费20168.9亿元，增长10.2%。2020年，基础研究经费保持增长，占R&D经费比重为6.01%，连续两年保持在6%以上。

　　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除了体现在经费投入占比上，还有科学技术进步法的修订以及科学技术奖的评选。

　　今年8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十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审议，并公开征求意见。这次科学技术进步法的修订，将基础研究单列一章，紧跟在第一章总则之后。

　　另外在11月3日公布的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名单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有2项，而在2000年至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仅授予13项成果，且有九年出现空缺。同时，虽然2020年度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三大奖授奖总量比上年度减少，但是奖励基础研究的自然科学奖和2019年度数量一样，占比得到提升。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上海市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强曾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长足进步，国家科技实力持续增强。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必须在目标、战略及任务结构等方面进行及时调整。其中，加强基础研究就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

　　陈强认为，从我国情况来看，近年来持续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通过与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比看出，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总量提升明显。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335.6亿元，英国约611.9亿元，日本约1301.4亿元，美国约6966.3亿元。但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依旧不足(基础研究支出/GDP)，中国约0.14%，英国约0.35%，日本约0.43%，美国约0.50%。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比重，达到8%左右(现为6%)。

　　“加强基础研究不仅要有规划引领，还需要立法保证。对科技进步法的修订正是适应了这一现实需求。”陈强说。